作者：李戎

    卷首语：我当然为能挑起这么多人在这里大发雷霆沾沾自喜了。

很怵电脑
    王朔说，计算机不是一个新词，互联网才是一个新词。他非常早就听说过计算机了，从只有大型机的时候。第一次看见计算机，则是在机房里，忘了是什么时候，就记得里面的人全穿着白大褂。
    20世纪90年代初，王朔开始拥有自己的电脑，但从不使用，只拿来送人——当时有不少电脑公司为了搞普及与促销，挑了一些名人送电脑，有两家不同公司都给他送了电脑，但他一点儿不会用，人家一送完，他就转身送朋友了。
    当时电脑里装的还不是视窗，全是DOS，英文不好的王朔一看就头晕。
    1995年，王朔到美国去，又有人送电脑给他，但内挂的中文系统是繁体字的，好像是台湾人写的软件，字库是双桥的，也能用来做中文处理，但里面的词组与内地的习惯用法都不同，“至少是跟我不一样，说法都不一样，找自己的词特困难”，王朔说。
    开头有了畏难情绪之后，好久都扭不过来。觉得电脑太复杂，王朔倒而求其次，用文豪打字机，类似四通打字机那样的——同样是人家公司送的。王朔去美国时还把这打字机带去了，不知道他的美国朋友是怎么看他的，当时美国的笔记本电脑已经特别便宜，他却背着一个包袱似的笨重打字机远涉重洋。“就是电影《情书》里面那个挺大的家伙，只是一个文字处理机，不方便，又大又沉，比笔记本电脑要重一倍。”王朔说。
    王朔怵电脑是因为闹不清楚它里面的语言，就是那些命令，什么插入啊，格式啊，文件，编辑什么的，一打开又不对，不知道哪对哪，说明书他也看不懂。
    直到写《看上去很美》这本书，王朔还是用打字机写的。他用的输入法是全拼，打得不快，有一点跟不上脑子的速度。王朔说：“我的拼音又不太好，碰上中间带H的，那就分不清，北京人的普通话也不标准。‘秩序’？还是‘次序’？你开始根本找不着，只能C、Z、S一个个找，找半天。”
    如果是拼音不好的人，学五笔字型是很好的选择，因为重码少，打起来快，又不涉及读音问题，但王朔就是不学。“凡是需要学的东西，我能不学就不学，我在这方面不是很灵。使用电器，我都是靠朋友帮忙的。录像机上的线我也不会接。小学时我们学吹玻璃，我就是吹不圆。自行车我学了两年，先学了一年扶把，就不会蹬轮，第二年学会蹬轮又不会扶把了。汽车我差不多也学了两年，现在也只会开自动档。我在这方面不行，就是照顾不过来。”
    不擅使用电器跟王朔的英语不行有关，就如音频和视频，他老是分不清，查了字典才知道A代表什么，V又代表什么。“现在用的视窗是 Win 95 中文版的，界面还行。刚开始光给我出英文我就傻了。最怕给我出英文，不知道碰到哪儿了，一行英文有问号，YES，NO，一下子给我问住了。不敢动，我就试着关窗口，那窗口又非常顽固，那时就特别着急。我现在除了Word这一块，别的不动，不敢上网，怕上网给上乱了，不是怕上网下载下来病毒，我也不会下载东西，就是怕弄多了以后手开始不利索，鼠标乱窜，不知道碰哪儿了，它经常出现非法操作，执行非法程序即将关闭什么的，特别吓乎你。”
不怵电脑
    怵电脑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去年，直到在好朋友梁左身上找到突破，王朔才开始鼓起勇气使用电脑，梁左一直告诉王朔特别容易，要他别犯怵。于是别人做时王朔就看。开始怕影响思路，不想用，做文字工作嘛。后来就试着做电影剧本，因为剧本字数不多，“剧本不是正经东西，拿来练练”。像《永失我爱》、《一声叹息》（原名叫《狼狈不堪的生活》）、《我是你爸爸》，还有两个原来想留给自己拍，后来形势变化就没拍成。这些本子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
    王朔现在用的电脑是自己跑到中关村买的IBM笔记本电脑。1998年买的，搁了一年没用。买的时候，王朔也没找个身边的行家当参谋，“就跟买菜一样。为什么认牌子？我见过很多做设计的人都用IBM，我只知道IBM。我觉得国产的东西都不可靠。将近两万块钱。”王朔也不砍价，“就一件儿，跟他费半天话也不能便宜多少，我又不倒卖这东西，砍什么价。以前我倒过东西，我觉得不成批的东西没必要砍价。”这个机器也算争气，只是坏过一回软驱，王朔还一直以为是美国出的，后来偶然发现，是台湾新竹什么园区做的。
    后来有一次梁左换电脑，他也不懂Windows，王朔在旁边看他弄，发现他比自己还不懂，结果“我突然一下子就懂了”。王朔告诉他这应该这样，那应该那样。“我才发现我懂了，就那个语言明白以后其他都好办”，王朔说。
    从此开始真正用他的IBM笔记本电脑了。当然也使坏过，王朔大着胆子乱删，把启动程序给删了，结果整个机器都得重装。有一次还玩带电插拔，写的东西都在里边。赶紧拿到联想店，那里有个小伙子挺好的，给王朔救过来了。王朔觉得那笔记本电脑的电池不好使，经常就用交流电工作，结果夏天有一次停电，电池都没插上。“当时我其实不太懂，就又对电脑产生了很长时间的怀疑和不信任。有时出字出得慢，下面老检查拼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你感觉是它自己乱。”
    王朔用打字机时也停过电，两万多字的小说都掉过两次，再也没重写，虽然他觉得再写会比原来那个好，但当时就是“特受创伤”。《看上去很美》前面两万字也是丢了重写的。“有些命令不明确，这种机器我觉得不是百分之百可靠”，王朔说，“当然没有百分百可靠的东西，只是他人对机器总有些崇拜，觉得它应该比你周到一些，所以它出错时尤其觉得不可原谅。很多人就说要备份，要打出来，有阵子我就每写一张都打出来，我看到字打在纸上觉得踏实。但那可靠吗？纸不也照样丢吗？”
爱修改
    王朔认为电脑是柄双刃剑，用电脑写作的好处是修改方便，但也带来很大的麻烦是你要无穷地改。“每看一遍都改，因为没有绝对准确的东西，它总是可以改的，你可以丰富它，你可以简化它，甚至换一个角度讲同一番话，都可以，所以改个没完。在很长时间造成我写作停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电脑。改得没完没了，就像刘恒说的那样，文字会出现机器味儿。有点过分的雕琢，把文字改得很完整了，但劲儿可就中间给串了，有些特别微妙的东西，我现在还是改，但我就不那么费劲地改了。当然现在我还是每天写之前，先看昨天写的东西，每天在都改上一段再往下写。”
    王朔原来的看法是文字不必过分工整，不必要求那样的准确和精当，改了之后也不见得更好。因为出版社出的大样会有偏差，校对后还是有很多错，甚至意思给反过来的都有，但大意你会明白，读者不很在乎这个，“他不是着意推敲你每个句子，你要陷到里头反而会误事”。以前的王朔是“每看一遍都改，太长的就没办法。短的就搁一天，第二天改一点，只要不把它打出来寄走，你每看一遍都要改。也有的在改完以后看上去还不如不改的”。现在王朔觉得改个两三次就足够了，其实就是顺句子，意思肯定是可以明白的。“我觉得修改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发现有些接口，其实可以再说上几句，能说说另一层意思。要是能发现这些接口才真是有意义。”
    而原来用手写时他基本上不改，因为太累，一个长篇小说如何誊写？一般是一稿就过。“除非是错别字贴一下。一稿下来有时明知道这里错了、多了，也懒得写。甚至有时候觉得画得太脏不好看了，就不动了。因果关系颠倒了，更会破坏整个页码。在纸上很难往里加，但现在没这个问题，这块本来应该搁在那儿更合适，一剪一粘，很方便，要是手写就算了。”
    因为习惯用电脑之后写的作品还不多，也难说到底好在哪里，好多少。用电脑修改会务求流畅，但有时太流畅就不好了，“写得顺的时候，该到哪就到哪，长篇很难保持那种状态，我只有几篇小说有那样的状态，《动物凶猛》，一半火焰的前半，《过把瘾》，《顽主》也还有点。写得好时是怎么写都挺合适。所以计算机都是帮助笨人的。”
    王朔的高产期，一天能“码”八千字，一万来字，现在用电脑反而不快了。“手写是脖子累，眼睛不累；用计算机不行，看五到六小时眼睛就累，一天写八千字到一万字时得干十到十二个小时，手写可以，用电脑就不行。”
    现在再让王朔回去拿笔写他又不愿意了。“人就会偷懒，还是觉得计算机方便，它出来的东西又工整漂亮，又修改方便，即使可能给你带来麻烦。有一利必有一弊，现在拿笔反而没感觉了。但如果一定把计算机没收了，也可能会习惯回来。”
不爱上网
    王朔1995年去美国，就见识了互联网。美国上网是包月制的，他看到很多人家都整天挂在上面。之前也听说过。但王朔不爱上网。“我现在也有伊妹儿，但我不会使，老忘。”
    王朔总结自己不上网的理由，一是不用上网跟人沟通，二是不用查资料，三是不用看新闻。“我没必要，我不写很多东西，不用投稿，我也不查资料，不用琢磨得怎么翔实。”王朔觉得资料有个筛选过程，而他采用的是“自然筛选法”，按他自己的脑子筛选，记住的就记住了，记不住的也不查，“查起来哪有完？如果每一处都得落实，你没法写东西。有那种采访型的作家，找资料就可能。我印象里中国的互联网上资料也不多，有人说找起来特费劲”。他大部分东西都是通过纸媒体接受的。
    用电脑写作以后王朔觉得眼睛有点花，看荧光的东西时间长就花，所以就不太愿意老盯着那东西。平时一般一天盯八小时，四个多小时用来写作，“之后你还让我再盯两个小时（上网）以上，那我觉得太累，太痛苦了”。
    王朔承认与别人沟通的欲望不强。不上网的原因中，技术不好只是托辞。
    “我没那么多需要。我与外地外国的朋友一般都通过电话联系，没有太多朋友，不用频繁跟人联系，没有天天要写信发给谁。合同之类正式文书往往要形成文字。不能用电子邮件。”
    CNNIC的调查显示：中国网民有两大需求，一是收发邮件，二是查阅新闻。王朔对网上新闻有他的看法。“我不会刻意去找新闻，没那么大兴趣，我觉得我知道的够了，我通过其他媒体零零碎碎知道一点也就可以了。网上的新闻有点胡编的意思，它大部分是摘的，我觉得不可信。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俄军在车臣的战争，车臣的东西我希望看到图像、记录片，了解谁跟谁打，用什么方式打的。他们提到拉杜耶夫带一帮人突围，俄军给他们下一个套，俄军把他们合围了。这种故事我在网上就看不到。”
    “北美报纸我看过，不太行，我觉得他们很有限，视野很窄，加上当地华人关心的一些华人移民消息，纳税消息，国内抄去的消息，港台抄的一些娱乐新闻……网上的中文新闻，包括香港及境外的报纸给我感觉都不是第一手的，我看那个也没多大兴趣。”
我的网络经济
    王朔在国中网有一个网站，作家建网站，他算是比较早的。“那时上过一段网，觉得看得挺累的。现在那站还在，只是不再更新了。我不操心，只是将资料给他。”后来王朔又在国中网做过一次网上直播。再有把作品卖给一些网站，稿酬不是很高，25块一千字或30元一千字，这些加起来就是王朔和网络发生的所有关系了。
    做过一次网上直播的王朔再不想做第二次。他开始以为这种直播是公益行为，后来才知道是商业行为。“他们谁都请，而且还有个主持人，管着你说话。不宜回答的就给你跳过去。机器太多，他来选择问题。我要做的是独一份，我当然也按商业，但要用我的方式。”
    王朔的计划很大，他认为自己将来会在网上有所为。过去人们交流是面对面的，不是电话就是写信发传真，网络交流则有可能发展成第九艺术，“我看了些游戏，它不一定能代替电影与小说，但一定可以代替电视剧。可以交互式参与去玩，成本也低，不要演员。但非用真人演也行。会把很多有关人的编成游戏，我可以做一些事。我的优势就是网络连续剧，但现在是带宽问题，据说这问题两年解决，那就到时再搞。我写过一篇文章给三联生活周刊，说我要成为世界首富。”
    王朔认为现在很多外国网站要来买中国小说的版权，根子都是在争抢资源。将来图书也是可以下载几千本书，将来卖书都是个性定制，成本还低，相当于现在的1/10。纸可以没有，但配送方式会变，“书店就悬了”。网络最终还是个工具，“人最终还是关心自己和别人，所有的艺术的产生都来自对人的关心，传统搞影视、小说的，现在无非是手段变了，传播的手段变了，原始的故事还在，艺术手法不会过时”。
    但王朔不注重自己的域名，觉得无所谓。“我没注，也许国中网当时就给注了，无所谓，不一定非要叫这个，叫‘王八蛋.COM’都可以，那东西不是十分重要，内容才重要，再过四五年以后，我写完小说以后，再进网站。现在鱼龙混杂，你不知道谁有实力。”
不怕网上得罪谁
    自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那篇著名的《我看金庸》之后，媒体爆炒，大家都找到了久违的热闹题材，故事的主角王朔则在网上被人骂得狗血淋头。
    王朔跑网上看过一次，觉得是骂得很凶，有些还很脏。“我看了不喜欢，但不算很脏。哎呀,我知道什么叫骂人脏，形成文字以后都不脏，总有些修饰吧，”王朔望着窗外工体上空的灰云，“但你要从绝对意义上讲，我当然是高兴比不高兴要多一点，我当然愿意我说的话被更多的人听见，不管你听见了喜欢不喜欢。”
    王朔不在意网络上有人骂他。“网络的好处不就是自由发言吗？不能说只有我有说话权别人没有。这一点上原则我还是有的。你说话我不爱听不爱看，但你肯定可以说。网络的社会进步意义主要是打破了只有经过特别挑选的人才能说话的这一点。我根本不在乎这个，就一对一而言，我的声音比谁都大，你加上一百个一万个，也淹盖不了我的声音。
    “我觉得媒体贱，你为什么非炒我的话，我不懂，我觉得我说话跟别人说话没区别，大家都无非是一个人。我写作是一直为了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我们这里，一个小人物的声音是往往被人忽视的。无非是我这么多年写作造成的影响，使有些人注意我说的话，不管喜欢不喜欢，就使我的话能传播得远一点。不是我多么自大，同样的话，何满子讲，谁都不注意，他在不断地讲，关于金庸，那我再只胡说一句，别人就哗一声炒起来了。包括这次说张艺谋也是，你天天吃饭都没人理，别人对我有病态的兴趣。
    “你要在乎别人说什么，那你就没法活了。你干出天大的好事来，照样说你，中国人嘴多坏啊。生活中只能接受这个，这就是现实。对我来说这是好事，我可能不喜欢他说话的口气，但我喜欢他能说话。要在过去，如果形成争论的话，无非就几个人在那说来说去。当然另外我也控制不了这局面。我也没预计到会出现这种局面，我原来不觉得这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我不认为他多什么。对某个作家和某些作品说三道四，可能一般人觉得一团和气，可是在专门写字的这一圈子里一直都是这么讲话的。比如像《文学自由谈》这个杂志，包括对金庸，一直在骂，并不是从我这开始骂。去年七月开始骂他，说法还非常接近，只不过别人不注意罢了。”
我的方式
    很多人都批评，很多人都直言不讳，为什么王朔特别让人受不了？
    王朔说：“我觉得可能我的表达方式更刺耳更粗鲁一点，但我觉得我不是最粗鲁的，有很多普通人不干这一行的，他说话方式更粗鲁，只是没人注意。可能是别人觉得你是一个职业写作者，你应该文雅一点，应该客气一点，好像你进了这个圈子里头，总要有一些游戏规则要遵守，说话的方式要注意一点。我当然从来不认为我进过什么圈子，我觉得我可能是因为来路就不正，那样讲话我也不会讲，而且我觉得我有些时候讲话并不是观点的东西，无非是说话的方式特别。这是我非常自觉地意识到我的特点之一，我不能改了这种说话方式，我跟别人一样我就完了，在这一点上不管有意无意，我的说话方式我不会为任何人改，而且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只有这样说我才痛快，我才觉得我把想说的话说了。所以都是一个慢慢的形成。”
    如果在生活中也这样，王朔还会有朋友吗？
    “我当然不是这样。所以我不交朋友，其实我不是没朋友，在生活中你当然要遵守基本社会礼仪和礼貌，比如我对你有什么看法，我不能当面就给你……那我成什么人了?我觉得那接近于社会公德。在书面上，在纸媒体上发表的这些文字是超乎人际关系的，往往你说到的是你不认识的人，你跟他没有直接关系，没有利益冲突，你仅仅是对于他的某些观点立场风格写法甚至他说话的方式有看法，包括别人对我也无非是这样的，你就表达你的看法，这是超乎人和人冲突的。在我看来不存在个人恩怨，所以在那上头我可能会激烈点，我不关心的人，我并不想通过这个对你进行人格攻击，我说的就是你的作品，你的言论、方法，你的立场，只是谈谈一些我认为是抽象的东西。当然你可以认为这就涉及到人身了，你贬低一个人的作品就是贬低一个人的价值，甚至会把针对作品的一些尖刻的语言认为是对这个人不尊重。因为我想一般人都希望我觉得中国人普遍都是尊老爱幼，尤其对年纪大的有成就的，你批评他也得小心翼翼的，客客气气的，充分肯定之后再指出，那成什么了。”
    “你说为什么别人在互联网上骂我我不在乎，我说一句大言不惭的话，我在这里头看到了社会进步。我付出代价怕什么？在过去是，别人说你，说没说你听不见，跟家说了，跟朋友圈里说了，这个东西本来是阻挡不了的，只不过你不知道。当然这个也是互相激发，焕发出很多本来羞于自我表达的人他也踊跃表达。本来要没有这互联网，他看完了只能自己气得不行，我想他现在骂人的时候是很愉快的。我有什么不愉快？他们使劲骂，他们的权利实现以后，我的权利也实现了。你要说，只许我骂，不许他们骂，早晚也不许我骂了。自由这种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一部分人有，一部分人没有，这不合理，要有就大家全有。我都感觉到越多人参与，我自由发言的权利越安全，越被捍卫。”
无知者无畏
    《我看金庸》一文引起轰动之后，《无知者无畏》一书也出来了。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件有预谋、有炒作的事件，为了书的好销。王朔说：“我要真是为了炒作，就把这篇文章搁到书里面，等书做好了跟书一块儿发。虽然很多人会因为这篇文章想看这本书，但那热度都过去了，甚至有些人说我再也不看这本书了，因为不喜欢那篇文章。金庸这事（文章的影响）是三天里起来的，我要炒作的话，就会把书与文章同时发，那这本书得卖成什么样！这本书是这个文章的一个结果。写金庸之前好多都没写啊，都是后面写了加上的。出书的人找我说，你也出本书得了。我想都炒成这样了，我不出本书我跟人说不清。所有的人都问你为什么呀，我说没什么呀，我就是瞧他不顺眼。人家就会说，这不是理由，你肯定是为什么。后来我说我为了出本书，大家都说啊，明白了，就不再问了。他一定要把你的动机和功利结合在一起，那我就别让大伙失望了，不能对不住大伙儿了，我就赶紧赶写东西凑这本书。是它的一个结果，当然没有这篇东西就没有这本书。”王朔原来压根没打算出一本随笔的集子，“因为我原来觉得随笔不是东西，只有没本事的人才写”。
    这篇文章也是中青报的编辑主动找王朔，王朔才给他们的。
    关于金庸的文章王朔也一直就想写，“我确实看了觉得不行，人给吹成那样，他得好成什么样，买回来一看，不对啊。牛群有一杂志，我就在他那里开专栏，他那也是这一类的，软性的，我搁在那儿，那才是替这杂志炒作。正好中青报找我，那是个读书版。要说想找个更轰动点的，北青报和晚报都比中青报要合适。”
    “这篇文章非常特殊。当然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是这样的，假如我真的是制造影响的话，我会挑一个本来就有很大发行量的来发，就使它响上加响。”
六作家告网站
    王朔没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六作家告网站”大行动，有他非常具体的原因。第一觉得“穷网站打不出钱来，白告一场”，第二觉得公众人物没有权利去跟人家打官司，因为你既然是公众人物，就没有名誉权可言，没有隐私权可言，“你们必须置于公众的注意之下，不受保护，你拒绝不了狗仔队，你只能躲着，你不能告他，绝对告不赢”。美国的法律也不保护名人的名誉权，名人和普通人不一样，只能而且必须置于大众的注意之下。
    至于版权官司，王朔只追求利益最大化，只挑特定的对象打。“我也打过，但往往都直接就解决了，解决得非常迅速，比如北京的出版社，盗印我的书没经过我允许，我直接就找它，罚钱，第一我成本很低，就在北京，外地就不能打了，劳很大神打不到钱。我要觉得能打出钱来我才告他。”
    具体到“六作家案”，“北京在线”这种侵权很普遍，甚至著作权法都没有明确规定，只能用类推的方法才能肯定，用民法通则的方法来界定。王朔认为他们这种打法很碎，很容易显得为一点小钱斤斤计较，另外，北京作协权益保护的律师委托书中写的律师费收百分之二十五，也让王朔觉得太贵。“什么叫为权益？我觉得很容易被人做一把。”
    因为所有的网站都在赔钱，王朔不愿打。“当然人家这么打也无可非议，只不过我不愿意，而且我也不愿意打什么集团诉讼，我要打就自己打。”
互联网与文学
    很多作家开始写以网络为背景的小说，王朔则觉得互联网作为一个行业不值得一写，他觉得人就是写人，写互联网就跟写农村写军队写工厂是一回事，行业本身不值得写。“它没有普遍地影响到人，它只是影响到一部分人，譬如说酒吧，D厅，很多时髦的作品都会出现这些东西，但它实际上跟人到底有多大影响？我觉得起码大部分作家不知道。这可能要靠互联网这一代人长大才会出现真正能写到位的作家。要让我写，我第一没兴趣，第二我可能写不好。我不知道它对人有什么影响，我认识的对人真正有影响的还是人直接对人的影响，那个比较多一些。我觉得它你再怎么着也改变不了人的基本形态，就是人和人要在一起才会有冲突，才会形成困境。光通过互联网，它会很容易变一种就像梅格瑞安和汤姆汉克斯拍的那个电影（《网上情缘》），那电影我觉得非常表面，没有说明什么，包括痞子蔡的作品，和经典的爱情小说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他们交流的方式多了一点互联网，或者他们主要通过互联网去交流，这和他们通过对话去交流有什么区别？骨子里是没区别的。”
    王朔不喜欢痞子蔡的写稿格式，没看进去。“一行一行，特别像长诗，只有那时以字数挣稿费才会那样，有点稀释自己。”王朔认为文字还是扎成堆好看，有图案美。“他那样一行一行的，就感觉文字特别轻飘飘。”
    王朔不想像金庸那样一个路子写到底，“模式化写多了是会培养出固定的观众和读者，会有很大的商业利益，但写作中没快乐。可我天天都炒着一道菜，没意思。你是职业写作者，你肯定要追求每一本和每一本都不同。变化越大越好。”
    “我自己觉得变化很大，我早期是言情小说，空中小姐，我变到顽主的时候，没有互联网，但有很多读者来信，大部分女读者说，不好看。痞了，你变坏了，我们就爱看言情小说。我自己写言情小说时候是非常事逼的那种纯洁的写法，到顽主时候有些痞气，我自己那时候口语用得特别多，到写我是你爸爸时，比较多用书面语，书写上我自己觉得有变化……那时候我写点这个我还跳着写，写两年我还回去写那个。过把瘾就死，永失我爱，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为读者写。我到现在不愿意为读者写了，对我来说没什么意思了，无非就是一个数量级的增长。那种小说我可能过两年还会写，那样的素材太熟练了，我愿意写一种我没尝试过的，就是非常新的，像《看上去很美》，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为我自己写的。读者会失望也不奇怪，我里面也有些有意抓读者的手法，就比如抖一些包袱啊。但总体而言我觉得更多是自己。我觉得这段生活非常重要，我要把它写出来。我的悲哀在哪？我被认为是畅销书作家，出版商是这么操作的，读者是这么期待的，拿来不是畅销书，会失望。那你让我怎么办？去写畅销书去，老实说写书能挣多少钱？还不如弄一网站呢。”

王朔答问
    问：除了写作，还拿笔记本电脑来干吗？
    答：不干吗，有时候出去就拿它听CD。
    问：你对黑客怎么看？
    答：我觉得跟我没有太大关系，我不太关心。这东西总是一物降一物，总是会出来个克星，黑客会永远出现的，而人也会永远防御黑客，我不懂，我也不明白。
    问：遇到病毒呢？
    答：我不上网，没有病毒。我不乱用软件，我装完Word之后，什么软件我都不装。
    问：为什么喜欢战争新闻？是不是跟你小时候在部队大院长大有关？
    答：我小时候就喜欢看战争片，我现在还喜欢看战争的电影，战争的小说。这可能跟我小时候的军队小孩背景有关。我觉得战争中的人的状态特别有意思。现在看到的都特别不真实，俄国人在车臣打的那场战争显得还比较原始，不像美国打南联盟都跟高科技电子游戏似的，没有传统战争的味道。人面临死亡啦，肮脏疲惫啦，反正是非常态吧，现在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个事，这里面有人和人的冲突。
    问：你常去酒吧？
    答：有一阵常去CD酒吧，太闹了，我这岁数受不了，一个月两个礼拜，自己去多可怜啊，别人都在欢乐，在人群中还不如在家待着，人群中的寂寞和孤独多难受。
    问：喜欢崔健吗？
    答：喜欢崔健。